马克斯回顾,他在1978年转入债券部门后接触高收益债,在花旗从事高收益债和可转债投资,1985年转赴TCW,并于1988年与合伙人开展困境债基金业务。
他把股票业务表现不佳后转岗、接触高收益债,以及合伙人提出设立困境债基金的建议,描述为自身业务路径形成的实际契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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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股票业务表现不佳后转岗、接触高收益债,以及合伙人提出设立困境债基金的建议,描述为自身业务路径形成的实际契机。
传统债券投资者原先只能购买投资级债券;高收益债拓展了融资方式,而对冲基金的多空结构使其在科技股下跌期间跌幅相对有限,推动不同类别先后受到关注。
他们此前已为客户取得良好工作成果,并相信继续做好客户服务能够支持独立创业;他明确说,当时没有追问未来是否能重新达到70亿美元规模。
他将这种做法与受雇管理证券的心态区分,并借巴菲特对价值投资的描述强调,所买的是希望长期拥有的企业,而不只是证券凭证。
他指出,受雇管理资金的人可能担心客户不喜欢这类投资,而投入自己资本的人会更关注自身信念与因市场排斥而出现的价格。
他们认为,如果金融世界真的终结,是否投资已无关紧要;若世界没有终结而没有投资,则没有履行职责。他同时强调,末日情景难以预测,而且多数时候不会发生。
他引用早年学到的投资格言,并明确表示其真实有效,强调领先并不能免除对时间错配后果的承担。
他用Westinghouse案例说明,买入冷门资产、具备资本和长期视角,并基于具体信息相信最差情景仍有回报,才使投资者处于能够受益于好运的位置;他转述其中每年15%的数字是当时的下行情景判断。
他将债权人的结果概括为获得偿付或未能获得偿付,并赞同格雷厄姆与多德把固定收益投资称为依靠排除错误的艺术。
他认为人容易被理想情景下的收益吸引,因此做出投资前必须先问清事情出错会怎样;通过这道检验,是构建上行惊喜型组合的必要条件。
他认为市场正确认识到了AI对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;这段判断没有进一步给出具体技术机制或受益企业。
2009年后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,形成了特殊的比较基准;他认为当前利率上升更准确地反映基本面,是积极变化。
他认为过去约30年的利率较多受美联储管理,资金市场缺少充分自由定价;相比之下,他赞同由借款人与贷款人共同决定资金价格。
他将如何投资AI与如何安全地投资AI并列,强调投资者需要明确自己是否愿意为安全性放弃一部分潜在收益。
面对高利率是否会压制经济的问题,他给出了否定判断,同时强调自己的把握有限,没有提供可以据此作强预测的论证。
增加风险可能仍只能换来低于过去的回报,杠杆也会改变风险承担;他表示,接受低收益虽然让业务不那么令人兴奋,却是当时作出的选择。
利率是投资者共同面对的环境,却对不同业务产生不同作用;他强调,不应让组合中所有资产都对同一环境变化作出同方向反应,并认为双方业务在这方面存在互补。
他把当前通胀的成因与传统需求过热机制区分,并用其所报的通胀数值说明当前程度已低于此前高点。
他更愿意在多数人沮丧、认为前景无望时买入,而当时市场距离这种情绪更近,认为一切完美的看法已不占主导。
他最担心的是所有人都过于乐观,以至于市场缺少优质机会;当前及前行中的环境使他相信,不受普遍追捧的机会仍会存在。